从比尔·盖茨退居二线谈起

比尔·盖茨现年42岁，处于精力旺盛期，所谓“退居二线”是把公司的日常运作交给他的亲密朋友鲍尔曼，自己专注于领导未来新软件的研发。这是很有远见的决策。

七十年代初，施乐公司在加州开设了PaloAlto研究中心，简称PARC，施乐希望把PARC建设成一个充满想象力和创造活力，在研究内容上不受限制的研究机构。这种开放态度，吸引了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作出了一系列计算机发展史上留下痕迹的开创性成果。可惜的是当时施乐并不指望PARC赚钱，也不努力促使上述创新成果转化成能够大量推广的商品，结果人才大量流失。由于施乐公司不注意成果转化，PARC无法形成良性循环，现在已远不如七十年代那样辉煌。

微软则是另一种风格。其诀窍是：“把软件人员的创造才华聚焦到客户最愿意掏钱包的功能上”，也就是十分注重技术与市场的结合，把抢占市场作为首要任务。尽管美国计算机界常常批评微软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但是微软总是能后来居上，其原因在于：①充分利用了已有的市场优势；②依靠很好的反馈网络使产品十分贴近用户；③完善的研究开发管理体制，使小公司的游击队很难与微软正规军抗衡。

在因特网领域的一度滞后可能促使微软更重视未来技术的探讨，从微软花巨资在英国的大学建研究基地以及比尔·盖茨的退居二线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学习微软，实行下述模式：靠创新技术进入市场赚钱：注重技术与市场的紧密结合，使科研开发进入良性循环；依靠销售收入和认股权，吸引和稳定一批优秀人才；企业实力壮大到一定程度后，更多地关注和投入五年以后的未来技术的研究。

中国的绝大多数企业不宜走施乐PARC的道路，因为不占领国内和国际市场，往往得不到最前沿的需求刺激，因而也不大可能作出里程碑式的创新。

微软创建于1975年，十一年后（1986年）股票上市，上市后的十年中，依靠认股权吸引了一批优秀人才，并造就了3000名百万美元的富翁。北大、清华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很多学生在美国硅谷工作3～5年后就能拿到10万美元年薪。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必须使优秀的年轻员工富裕起来，否则难以吸引人才。今后应较少出现那种靠投机倒把、非法经营、专门钻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空子的大款，而应涌现一批依靠知识和创新，为我国民族高科技产业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百万富翁，他们是科教兴国的脊梁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民族英雄。基于上述原因，我在几次会上的发言中提出了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应出现一批百万富翁，而北大方正应努力在2010年前依靠认股权造就一百个百万（人民币）富翁，否则意味着企业办得还不够好，尚未充分体现知识的巨大价值。

中国1000多名两院院士中来自企业的少得可怜，我相信随着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20年后将会出现一批来自企业的院士，尤其是工程院院士。美国AT＆T公司贝尔实验室出了七名诺贝尔奖获得者，IBM公司的员工也获得过诺贝尔奖，比尔·盖茨专注于未来技术，必将造就更多的像WindowsNT总设计师Cutler这样的大师。中国的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应该学习国外企业，把培育和造就杰出的技术专家甚至院士作为奋斗目标。我在几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出过“北大方正应造就5～10名院士（主要指工程院院士）”。但有些署王选之名而未经本人看过的文章却说：“方正要在十年之内培育5－10名年轻院士”，这完全是误传。我认为，北大方正在十年之内不要说出10名院士，就是出一名院士，可能性也很小，培育院士应是方正的长期目标。北大方正的研究开发队伍现已达600多人，十多年后将达2000人，其中不乏优秀人才。假如我们建立良好的环境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作出对工业界有深远影响的杰出成果，今后三十年内几千人中出5～10名院士是可能的。在基础研究领域内出现年轻院士是可能的。但在工程领域内，则需要长时间的积累，需要实践和市场的长期检验才能证明成果的价值。